浙江在线4月25日讯（见习记者 周林怡 记者 黄珍珍 杨群 共享联盟·三门 陈玲玲）近年来，喜宴铺张、低俗婚闹、随礼攀比等新闻频出，一桩结婚喜事，竟时常变了味、走了调。不久前，江西赣州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举报公告引发热议，举报范围包括彩礼金额、婚车数量、婚宴桌数等。当地民政局表示，发布公告的目的是倡导移风易俗、反对高价彩礼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“小伙辞职卖饼挣彩礼”“媒婆索要天价说媒费”……一段时间以来，关于婚嫁习俗的话题屡上网络热搜。今年2月，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点名“高价彩礼”，将其归为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。记者整理发现，早在2019年，“天价彩礼”就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。而从2021年起，中央一号文件将其表述为“高价彩礼”，并对其连续3年点名。
2021年9月，民政部公布17个单位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，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位列其中，对“婚嫁陋习”“高价彩礼”进行治理，实验期为3年。实验区婚俗改革成效如何？年轻人婚恋观又有哪些新变化？记者前往三门进行调研，并与多位业内资深专家对话，共同观察这一场关于喜事的浙江实验。
相隔10年的两场婚礼
台州市三门县善岙杨村地处城郊接合部，与主城区只隔一条珠游溪。这个常住人口约1500人的村庄，村民以务工、经商为主，在三门200余个村庄里并不算富裕。
村民杨红梅仍深深记得为大女儿操办的一场婚礼。2012年，她在村里摆了50桌宴席。由于三门靠海，和厨师商定菜单时，特意加上了龙虾、青蟹等海鲜，一桌收费达2000多元。杨红梅所经营的食品批发商店，一年能挣20万元左右，对她来说，这场婚礼还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“当时为了要面子，借钱也得办酒席。”杨红梅告诉记者，那时村里的攀比之风已经悄悄盛行起来：按村里习俗，婚礼要办三天，酒席至少30桌，甚至连桌上香烟选软壳还是硬壳都会暗暗较劲；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则需要带上“份子钱”，通常300到500元。
“有人经济条件好能承受，但对有些人来说婚礼反而成了负担。”善岙杨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杨天杰向记者介绍，2005年，村里彩礼一般两三万元，到了2010年前后，彩礼则“水涨船高”，6万、8万、10万元以上的都有。
为改变这一现状，村里成立了由村两委、老干部、村民代表等组成的红白理事会，把文明节俭办婚丧喜庆事宜列入了村规民约。杨天杰回忆，早在2017年，村里就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、排出婚丧宴席标准菜单，可以被看作当地婚俗改革实践的开端。
然而，移风易俗并非一朝一夕的事。起初，不少村民并不能接受，他们认为红白理事会“管得太宽”，婚宴如何操办是自家的事情。杨天杰便发动村里党员干部，带头抵制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，如果遇上不配合的村民，理事会成员也会入户商量，来来回回谈。
不出半年，村里的攀比风气渐渐有了弱化。如今举办宴席，村里的文化礼堂提供场地，村民们仅需提前联系农村家宴厨师团队，按照600多元或800多元一桌的婚宴套餐标准来配菜、采购即可。“现在参加酒席，很多时候也不需要给‘份子钱’了，有些人会送几十个鸭蛋或皮蛋表示心意。”村红白理事会成员郑桂焦说。
与此同时，一场轰轰烈烈的移风易俗改革迅速在三门铺展开来。
春日，漫步台州市三门县前郭村，海风裹挟着潮湿的暖意。村中一处自建楼房的空地上，有一面被鲜花点缀的粉紫色背景墙，透明座椅上绑着的粉色气球轻轻摇曳——似乎在静待童话的发生。
这是当地90后姑娘黎佳颖为自己打造的农村新式婚礼。既没有大张旗鼓的酒席宴请，也省却许多繁杂冗长的环节。黎佳颖说，像这样在村里办婚礼的，她还是头一个。
“很多人其实本就有节俭的诉求，提倡简办后，也是给了大家一个台阶下，村民们基本都自觉遵守了。”前郭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黎宏远认为，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：村里婚宴的桌数已从四五十桌普遍降至二十桌左右，每桌餐费不超过880元。
相隔10年的两场婚礼，仿佛一个窗口，透视出喜事婚俗的悄然改变。
向“重登记、轻婚宴”转变
三门婚礼的变化，仅是全国婚俗改革的一个缩影。
2020年5月，民政部向各地民政局印发《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婚俗改革序幕就此拉开。2021年4月和9月，民政部分两批共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。
有网友曾表示疑问，入选婚俗改革实验区，是否意味着这些地方存在“不正婚俗”？对此，浙江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丁小策向记者介绍，实验区的确定遵循“自主申报、逐级推荐、单独确认、宁缺毋滥”原则，地方申报后，经实地调研、综合评估等工作环节，由民政部“择优确认”。
因此，被确认为婚俗改革实验区的地方，往往在入选前已经摸索出了一些改革经验。作为浙江省唯一一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，三门县早在2016年就开始筹建新婚姻登记处，2018年建成浙江省首个婚姻文化示范基地，并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探索。
走进“升级版”三门婚姻登记处，红色布幔、喜字点缀窗户，墙壁上装饰着传统窗棂木雕，处处散发着典雅、温馨的中式古典韵味。除了办事窗口外，还设有婚姻服务教育厅、婚姻礼仪厅、婚俗文化厅，将传统婚礼元素，如花轿、婚房、婚嫁习俗等融合其中。
“这里的环境让领证变成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，站在台上宣誓、参加颁证仪式的那一刻，会觉得婚姻无比神圣。”前来婚姻登记的王女士表示。
三门县民政局局长缪世钿介绍，三门婚姻登记服务的创新，是为了让传统的“轻登记、重婚宴”理念逐步向“重登记、轻婚宴”转变，“我们在全省率先推出‘县长颁证日’，就是希望让新人在结婚登记时意识到婚姻的庄严性和法定性，为婚姻幸福打下基础。”
目前，浙江多个地区在开展移风易俗的基础上，强化婚俗改革。在37个省级、48个市级婚俗改革实验区中，建设5A级婚姻登记机关、打造婚俗文化展示厅同样成为婚俗改革的抓手。社交平台上，不少新人晒出在各地民政局的“打卡”照片，还自发评出多个“最美民政局”。通过将仪式感前置，结婚变得简约又时尚。
与婚姻登记机关场所建设相配套的，还有颁证场所的建设。调研中，记者注意到一个新变化：不少新建的颁证场所选择与当地文旅资源相结合，打造别具风情的特色户外颁证基地。比如，舟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风光，在花鸟岛、东极岛等海岛打造“面朝大海”的颁证环境；嘉兴海盐结合各个镇的地方特色形成“半小时浪漫圈”，在满足新人对新式婚礼向往的同时，成为展示海盐文明风貌的窗口。
数据则是更好的说明：在全国不到400个户外颁证基地中，浙江就占了99个，位列全国第一。
当然，除了“硬件”升级，作为“软件”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等服务也必不可少。浙江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：在浙江，不仅各婚姻登记处都设有婚姻家庭辅导室，相关服务还延伸至社区（村），设立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站点1082个，两年来，各地举办线上线下新婚课堂等活动2533场，服务群众108.3万人次。
传统与现代的PK
走进三门栖心谷景区，草坪上，两枚环环相扣的戒指雕塑格外醒目。“现在年轻人追求氛围感，所以我们在设计景区时特意融合许多‘爱’的元素，希望为来这里举办婚礼的新人营造浪漫氛围。”项目策划人徐敏介绍。
近几年，户外婚礼、集体婚礼、旅游结婚等低成本新式婚礼，正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选择。“我们会和新人强调不要铺张浪费，户外婚礼的流水席餐标通常每人不超过100元，新人还可以自带菜品来做饭，一切以舒适随性为主。”徐敏说，今年“五一”期间，栖心谷景区已预约了十多场户外婚礼。
但采访中，不少婚庆行业从业人员也指出，在目前的婚礼市场，传统婚礼依然占据主流。这主要与父母辈的想法有关，传统婚礼背后所承载的是人情世故与礼尚往来，当与传统产生冲突，不少年轻人只能选择妥协。
针对这一现象，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吴明证指出，“这其实是两代人的一种代沟。大操大办往往是老一辈的观念，因为在他们生长的年代，更多是依靠血缘、地缘等来构建社会网络，需要通过婚礼宴请的方式来强化关系。但在现代社会，年轻人更多依靠‘弱关系’生活交往，也因此更追求婚礼本身的意义。”
这种传统和现代的PK，还体现在彩礼问题上。作为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婚俗礼仪，“彩礼”的“彩”是彩头，“礼”是礼仪，原本寄托着对美好婚姻生活的期盼。但近年来，“天价彩礼”频频进入大众视野，甚至民间还流传着一张“彩礼地图”，不少网友将其视为婚礼的“甜蜜负担”。
吴明证表示，彩礼的本义是以礼的形式维持和规范婚姻秩序。但同时，在旧社会，彩礼也带有“补偿”意味，其底层含义是将女性作为财产给对方。“现代社会已经没有这个土壤了，女性地位提高，婚姻更多是一种共有共享关系。在许多地方，彩礼的内涵也发生转变，更多是父母给予新人小家庭的‘启动资金’。”但他也指出，部分地方依然存在如“彩礼高代表嫁得好”的传统观念，这也是目前高价彩礼难以根治的深层原因之一。
“婚事新办简办，不仅要向年轻人积极引导，事实上更需要长辈们转变传统观念。”丁小策指出。
那么，如何在传统婚姻观念与婚事简办中取得平衡？浙江省婚姻家庭协会会长谢需建议，既要肯定传统观念中对婚礼仪式感的重视，通过仪式让新人感受婚姻家庭蕴含的责任担当；同时也要把现代方法和传统仪式相结合，大操大办、陈规陋俗不可取，关键是要用创新方法引导，比如通过直播等形式让各地亲友线上送祝福，以及举办集体婚礼、旅行结婚等。
在政府引导层面，则需要多部门联动，共同建立一套长效机制。“婚姻登记处是婚俗改革的前沿阵地。”丁小策说，但往外延展，还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，并且要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，比如将移风易俗、婚事简办新办纳入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等。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，小而美的婚礼才是他们心中想象的婚礼。眼下，婚庆市场已经敏锐捕捉到变化的信号。宁波婚礼策划师芥末向记者介绍，近期最火的是“目的地婚礼”，“就是一种将婚礼仪式、婚纱摄影和蜜月度假相结合的新型婚礼模式，甚至有不少60后的叔叔阿姨来咨询，他们自己当年因为经济条件原因没有办婚礼，现在想补办一场小而精致的‘目的地婚礼’。”芥末说，越来越多的父母辈开始接受像这样小规模、个性化的婚礼，“从婚礼场地的选择变化上，能明显感到传统的婚姻观念已经有所改变。”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文中杨红梅为化名）